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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,身處生物質能源領域的陳義龍代表建議將生物質能源列入“十三五”重大專項中。
***總理在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部署2015年工作時強調:能源生產與消費革命,關乎發展與民生。要大力發展風電、光伏發電、生物質能,積極發展水電,安全發展核電,開發利用頁巖氣、煤層氣。而縱觀“要大力發展”的風電、光伏發電、生物質能三大可持續清潔能源,風電與光伏發電都是單一的電力能源形式,對化石能源的替代性有限,生物質是可再生的碳源,可用來生產電能、熱能、燃氣和燃油等四種能源商品。生物質能源可實現對化石能源體系的全面替代,對我國能源結構將起到重要的戰略支撐作用。正因為如此,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,身處生物質能源領域的陳義龍代表的議案,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。
“十三五規劃”重大專項
陳義龍代表在議案建議:生物質能源產業具有產業鏈長、帶動力強的特點,可同時帶動、二、三產業發展,是一個能自主創新又能帶動全局性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。因此,強烈建議國家將生物質能源產業列入“十三五”規劃重大專項來支持。
十三五期間,生物質能源需要得到科學規劃與高度重視,陳義龍代表從推進生物質柴油產業化進程、合理規劃能源林基地建設、以綠色金融打造產業引擎、完善產業配套政策等方面進行了具體建議。
三個維度的公平衡量
陳義龍代表在議案中表示:現在我們要推進可持續發展,就一定要從產業發展的全生命周期,從生態效益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三個維度來公平衡量,是否促進了可持續發展,建立這種科學公平的評價模型是我們制定產業政策的重要依據。
就生態效益而言,生物質能源不僅降低了能源生產過程中的排放,也有效防止農民焚燒農林廢棄物而造成的嚴重環境污染;就社會效益而言,生物質發電成本中50-60的利益分配給了廣大農民,有效帶動農民增收。我國當前能源評價體系,長期以來對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忽略,造成了生物質發電成本高于煤電甚至風電、光伏發電等。雖然大家都能認識到生物質發電的強大優勢,但行業發展多年來,實際卻在能源結構中占比有限。
目前,我國處于調結構、轉方式的關鍵時期,能源革命關乎發展與民生,有賴于頂層設計的進一步推動。在中央政府高度重視、相關部門的有力推動與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之下,生物質能源的發展,將在十三五時期取得關鍵突破。
生物質能源需要公平標桿價格
陳義龍代表透露,當前,生物質發電的標桿價格為0.75元/度電,而其中50~60都是轉移支付給農民的原料價款,分配到生物質發電企業的實際只有0.3-0.35元。這一實際價格遠低于風電、光伏發電的價格標準,甚至與煤電相比也沒有優勢。
我國生物質發電經歷了快兩個五年計劃的發展,現在全國已經有500萬裝機的規模,數百億投資已經形成資產,但現在絕大多數發電廠都處于虧損或嚴重虧損的狀況,部分電廠生產也不正常,導致了巨大的資源浪費。陳義龍代表在提案中呼吁:為了促進生物質發電行業的健康發展,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,推動市場的公平建設,以及我國生物質能源產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意義,建議國家將生物質發電的標桿電價上調到0.9元/度電,實現我國生物質能源產業快速健康發展,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!
與火電廠區別對待,不應一刀切
生物質發電是低碳、環保的戰略性新興產業,其燃料本身及燃燒后的排放物中含硫量和含氮量均較低。然而,目前執行的《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》要求單臺出力65t/h以上生物質發電鍋爐執行此標準,要求與火電廠一樣配置脫硫脫硝裝置。
陳義龍代表在議案中,從必要性、經濟型與行業發展的角度,進行了論證,他指出:生物質電廠脫硫脫硝裝置的建設和運營,不僅未能減排,反而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;脫硫脫硝裝置增加了廠用電率,每年少提供了3~5的綠色電力;從企業經營的角度,生物質電廠配置脫硫脫硝裝置并不能享受國家相應補貼,而由于機組容量普遍偏小,帶來的成本增加明顯。
與火電廠相同標準,安裝的脫硫脫硝裝置,不僅從節能減排的角度得不償失,更讓生物質發電企業普遍處于不公平的競爭環境,不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。
公平制度設計,實現行業井噴
當生物質能源有了公平的競爭與發展環境,首先被調動的將是數百億投資規模的既有生物質發電產能。生物質發電將在短期內實現高速增長,并吸引更多資本不斷涌入,生物質發電規模急速擴大,將帶來環境減負與農民增收的顯性效應。與此同時,我國的生物質油也已取得重大進展,并已走在了世界前列。其進一步的產業化,同樣需要公平的發展環境以及相應的制度設計去推動。
我國正處于一場轟轟烈烈的能源革命進程之中,原有粗放發展的能源模式,將轉換為可持續能源為主導的能源結構。相關制度的頂層設計將更加側重于生態與民生,將對我國能源結構的轉型升級形成有效推動。毫無疑問的是,陳義龍代表所關心的生物質能源行業,將在制度設計的大力推動下迎來井噴。